編者按：從數學界的傳奇人物，到通過量化交易成為億萬富翁，算法讓西蒙斯的“文藝復興”在眾多對沖基金之中拔得頭籌，而他現在又將從華爾街上得到的巨額財富投入新創辦的“熨斗研究院”，幫助科學家們通過大數據拓寬在基礎科學領域中的理解。
通讀D.T. Max的這篇人物側寫，可以看到西蒙斯個人對基礎科學發展的極度重視，以及對頂尖研究人才的大膽培養。
這不禁讓人想起馬雲的阿里達摩院。阿里巴巴名聲在外的獨特管理文化，真的能在科學研究領域“拿錢辦好事”嗎？
本文長度約16000字，閱讀時間約30分鍾，希望給大家一個管窺世界頂尖頭腦的機會。
西蒙斯-圖片-來源:紐約客
拜訪一家科研中心，往往得從參觀明星教授帶隊的實驗室開始，十幾個博士後通力合作進行各色實驗，場面一時間非常混亂。但近日我造訪熨斗研究院 (the Flatiron Institute) 時，卻被直接帶進了一間機房。機房裏發出的唯一聲音，來自嘶嘶作響的中央空調系統。我被一排排從地板疊到天花板的黑色金屬櫃包圍著，黑色的金屬機架上擺滿了黑色的服務器節點，表面上閃爍的指示燈忽明忽暗；彩色的纜線盤根錯節。有的纜線上還係著技術人員備忘用的標簽。之前我隻在電影中看到過“科學計算核心” (scientific-computing
core) 這樣的設施；該部門主任之一Nick Carriero帶我走過一排排服務器，並指著一台空機櫃說：“我們還在等量子物理學家們搬進來。”
熨斗研究院所在的十一層老樓，坐落於紐約曼哈頓下城“熨斗區”二十一街和第五大道街角，今年9月正式開張，專門從事計算機科學利用算法分析海量科學數據並予以開發應用的研究工作。近幾十年來，大學研究人員收集數字信息的手段已經非常嫻熟：來自人類基因組測序的數萬億堿基對，來自數十億顆恒星的星光測量，都是例子。但由於這些科學家中很少有職業碼農，他們經常得利用外包給研究生編程的既定代碼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而熨斗研究院的目標，就是竭力向整個科學界的頂尖研究人員提供“量身定做”的算法，甚至可以從雜亂無章的數據中檢測出最為微弱的規律。
我第一次訪問熨斗研究院，還是今年6月。儘管離正式開張還有幾個月，大堂當時就已經完工了。豪華但不做作的內部裝修讓老樓煥然一新；每一寸歲月留痕都被細心打磨拋光。在入口旁掛著一幅夏加爾風格的油畫“夏娃與宇宙的創造”，出自Aviva Green之手。Green的兒子身為天體物理學家，今年恰好就在院裏做研究。研究院創始人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告訴我：“每天他一走進大堂，就能看到他母親的畫作。”
除了身為遠近聞名的數學家，西蒙斯同時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創始人。去年他的年收入是16億美元，位居對沖基金行業榜首。你也許會以為他必須每天去“文藝復興”上班才能賺到這筆錢，但現年79歲的西蒙斯早在8年前就從他在70年代末創辦的這家公司退休了。他的巨額收益，來源於手中持有的大量“文藝復興”股權。他告訴我，雖然他和“文藝復興”的日常運營活動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但他偶爾也會提出一些想法以供參考。“三個月前我就給了他們一個點子”，用以簡化公司一套交易算法背後的歷史數據。除了告訴我最後這個點子沒有奏效外，他不會討論更多細節，
“文藝復興”的交易方法一直都嚴格對外保密，但他確實與我分享了成功投資的關鍵：他“從來不臨陣修改模型 (never
overrode the model) ”。一旦模型給出了操作窗口，他就會恪守交易紀律，亦步亦趨直到既定的窗口出現。
可以說，熨斗研究院是複刻了西蒙斯在“文藝復興”就建立起來的架構。在“文藝復興”，他雇用研究人員分析大量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相關數據，以便檢測出以前所看不見的波動規律。正是這些發現，令西蒙斯立於“不敗之地”而在熨斗研究院這家非營利組織，其目標則是將“文藝復興”的算法分析策略應用於拓寬知識、幫助人類的科研項目。該研究院目前有三大活躍部門：計算生物學、計算天文學和計算量子物理學，並計劃增加第四個。
西蒙斯自己的辦公室，在研究院街對面西蒙斯基金會（Simons
Foundation）所在大廈的頂樓。我們在那裏的一件巨幅油畫前坐下，畫裏一隻大山貓剛剛咬死了一隻兔子。我以為這副油畫是某種比喻，反映他對於市場的見解，結果我錯了；西蒙斯說他很喜歡這幅畫，但他的妻子瑪麗蓮 (Marilyn) 卻不敢苟同，所以他把它從長島東塞特凱特的豪宅搬到了這裏。（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瑪麗蓮經營著基金會包括研究院在內的業務部門，辦公室在樓下兩層）。他平常喜歡擺弄的阿基米德螺絲就放在桌子上，旁邊擺著半滿的煙灰缸。西蒙斯吸煙從不間斷，即使在封閉的會議室裏也是如此。他還表示，不論抽煙最終的代價是什麼，他都願意去承擔。
西蒙斯整個人透著一股自在的氣質，而且隨時願意聽別人跟他分享喜悅。他穿著昂貴的休閑裝：精致的棉質襯衫搭配褲腰束得高高的斜紋棉褲，靠一條印度珠帶固定。他在波士頓的郊區長大，與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一樣操著淡淡的麻省口音，經常停頓吐字含糊不清。他有時候會用“等等 (et cetera, etc.) ”這個詞結束所說的話，也許是因為他走神了，也許是因為他知道旁人對自己複雜的思考並不感興趣，也許是因為對像西蒙斯這樣富有的人，人們總是會耐心等他說完。
在辦公室的一面牆上，掛著一張裝裱起來的陳-西蒙斯規範定理 (Chern-Simons theory) 的答辯幻燈片。他在三十出頭的時候和著名數學家陳省身 (Shiing-Shen
Chern) 合作創立了這一定理。這一定理捕捉了三維空間的細微特性，譬如當你在三維空間中剪除一個複雜的結，留下的形狀會是什麼樣子。這一定理後來作為微分拓撲學的基礎性理論，成為弦理論，量子計算和凝聚態物理學的基石。“必須指出的是，我從來都沒想過會有這些應用，”西蒙斯表示，“我只做數學，而他們做物理學。”
高等數學是屬於年輕人的遊戲，從業者往往會在40歲之前做出最重要的貢獻，但年事已高的西蒙斯依然孜孜不倦地做著數學研究。2003年他兒子Nick在巴厘島溺亡後（西蒙斯在1996年在一次自行車事故中失去了另一個兒子Paul），六十歲的他再次回到了數學當中。西蒙斯說：
一旦開始認真思考數學問題，你就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
西蒙斯後來在拓撲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被廣泛引用的論文“常微分上同調的公理化表征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Ordinary Differential Cohomology)”。他還向我介紹了他手頭的一個課題：“問題在於，六維球體上是否存在著複雜結構？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而且沒有人知道答案。”瑪麗蓮曾告訴我，每當她的丈夫眼神恍惚開始磨下頜的時候，就知道他正在考慮數學問題了。
我們討論的話題轉向了熨斗研究院。西蒙斯認為，“文藝復興”成功的核心，就在於其先進的計算機架構；在大學裏，編程寫碼往往是一個很不穩定的過程。外包處理這些編程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當中，“有些人寫得一手好代碼，而其他人則能力欠佳。而當這批人畢業離開之後，就沒有人去維護之前寫出的程序了。”為了保證研究院的正常運轉，他聘請了兩位學術界頂尖的程序員：帶我遊覽機房的Carriero是從耶魯招來的，在校期間就曾為生命科學係開發出高性能的計算能力；而Ian Fisk曾在日內瓦郊外的粒子物理實驗室 (CERN) 工作。西蒙斯給了他們極高的權限和更高的酬薪，“他們就是人尖中的人尖”。Carriero和Fisk有時會與“文藝復興”的同行交流技術事宜。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這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後台運作，但這恰恰是西蒙斯所極力重視的，且與研究院獨特的計算重點息息相關。熨斗研究院不會獨立開展任何新的實驗；在此工作的大多數研究人員與大學合作，從“濕”實驗室——那些裝備著培養皿、高壓滅菌器和基因改造過的小白鼠的設施——當中採集新的數據。該研究院的算法和計算機模型，旨在幫助研究人員發現已採集數據中所隱含的信息：從時空扭曲的程度推斷未發現新行星的位置；從染色體看似無用的部分中識別與突變有關的基因鏈。因此，研究院內部看起來並不像一個實驗室，而更像一間普普通通的熨斗區辦公室：穿著隨意的人整天坐在辦公桌前，在高高的天花板下死死盯著螢幕。
西蒙斯麾下擁有可媲美中等規模研究型大學計算機中心的數據處理能力，相當於六千台高端筆記本電腦的運算量總和。這雖然很強大，但並非可以四處誇耀的資本。正如Carriero所承認的那樣，它“並不能與亞馬遜或谷歌全公司的資源相提並論”。不過，由於熨斗研究院的人員編製小得多，每個研究人員都可以隨時調用巨大的計算能力。Carriero表示，通過向科學家提供最頂尖的“算法指導”和“軟體指導”，可以幫助他們專注於推動尖端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在“既然算法可以幫我發家致富，那也可以幫我征服基礎科學”這個點子上，西蒙斯決定做一場豪賭。在過去兩年中他雇了91名研究員，預計還將雇用逾二百名，使熨斗研究院可以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相匹敵。他並不擔心成本：
我原本以為每年要花7500萬，但現在我覺得預算還可以擴大到8000萬左右。
鑒於《福布斯》估算西蒙斯的淨資產為185億美元，在財務方面支持熨斗研究院對西蒙斯來說小事一樁。 “文藝復興給我帶來過很多樂趣，”他告訴我， “研究院現在也很讚。”
私人資助研究蔚然成風，與其交稅給政府不如自己推動科學發展？
熨斗研究院是近來私人資助科學研究大潮中的一個顯著案例。在美國，基礎科學研究傳統而言是由大學或政府來埋單的，但私立機構往往動作更快，投入更集中，當下的市場上又錢多得沒處去。自從上世紀90年代矽谷開始“批量生產”億萬富翁以來，私立研究機構就在全國各地不斷湧現出來。1997年，甲骨文聯合創始人拉裏·埃裏森（Larry Ellison）在舊金山灣區創立了埃裏森醫學基金會（Ellison Medical Foundation），研究抗衰老領域的生物學研究。六年後，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Paul Allen）在西雅圖創立了艾倫腦科學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2010年，Google執行董事長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帕洛阿托創立了施密特海洋研究所（Schmidt Ocean Institute）。
這些研究所在相應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部分要歸功於他們為研究者提供了替代品，擺脫日趨僵化的科研系統：艾倫研究所幫助改變了神經科學的研究形式，通過採用自動化顯微鏡等先進工具加快了實驗的速度。但私人基金會也有弊端；富有的金主們不可避免地會根據他們個人的偏好為特定課題投入重金。網上雜誌《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的編輯戴維·卡拉漢（David Callahan）稱：
這些手握萬億資產的捐助者最擔心的，莫過於他們資助的課題最終淪為垃圾科學，浪費金錢和時間。
依照美國稅制，基金會可以免除賦稅，所以支持科研的私人資金，大部分原本應該進到政府的口袋裏；而這些為研究課題捐助重金的富翁們，只需要聽命於自己。私立研究機構的董事會人選往往由創始人親自甄選，以確保創始人夙願的持續推進，甚至在創始人過世後仍矢誌不渝。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慈善專家羅布·賴克（Rob Reich）告訴我：
私人基金會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權力架構，無處追責，運作不透明，以捐助者個人意誌為導向，且享受巨額的稅收補貼。這樣一種機構組織形式在一個民主社會當中受到推崇，可以說是一大奇觀了。
據《福布斯》，西蒙斯在美國財富排行榜上名列第25位，輕而易舉就可以成為該國基礎科學領域最大的私人出資方。他通過所謂的“中國非營利辦公室”向熨斗研究院注資，而這個辦公室有近30億美元的可支配資金。在百慕大他還擁有一個更大的慈善實體，西蒙斯基金會（國際）（Simon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西蒙斯在談話中曾向我提及這一基金會，但在網上或公開記錄當中都找不到這個機構的蹤跡。作為“天堂文件”的組成部分，國際調查新聞工作者聯合會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也獲得了一批關於該百慕大實體的詳細材料。調查顯示，西蒙斯基金會（國際）總計有約80億美元資產，其中沒有一分錢曾被徵稅。而這個龐大境外實體的出處也很神奇：上個世紀70年代末，就在西蒙斯創立“文藝復興”前，他父母的一位朋友為他設立了該信托，並在其中注資十萬美元。言及這份“大禮”，西蒙斯聳聳肩：“他當時很喜歡我。”
隨著時間的推移，西蒙斯打算利用百慕大的財富為他的慈善項目提供資金。西蒙斯說：
我們每年[在慈善上]要花費4.5億美元。西蒙斯基金會（國際）會逐步接管大部分支出。
今年11月我再次與西蒙斯會面時，“天堂文件”的故事正被各大媒體爭相報導，他不得不回應泰晤士報和衛報兩家報紙的相關問題。他對於這些報紙暗示他自私避稅的說法很不感冒（衛報將西蒙斯的離岸信托形容為“隱藏巨額財富的理想工具”），並向我推薦了一個替代標題：
《傑出數學家大賺數十億 並全數捐給慈善機構》
BRILLIANT MATHEMATICIAN MAKES BILLIONS AND GIVES
IT ALL AWAY TO CHARITY
我問他在承擔高額賦稅時是否覺得公平。他答道：“我交了很多很多稅。這是我應做的嗎？當然是。”他認為自己的百慕大基金會，與其他資產沒有任何差異。他打了個比方：“假設你創辦了一家公司，你上市了，你從來沒有出售這些股票，這些股票的價值不斷增加。只要你不出售股份，就不需要繳納稅款。只有我從基金會拿錢出來的時候，我才會從中受益。我認為[離岸信托]是一種完全合理的做法。”當然，他始終未提及的是百慕大資產龐大的規模。
我們還聊到參議院下屬委員會近期的一項調查：“文藝復興”被指控利用不道德的交易手段，避免資本利得稅達68億美元，而“文藝復興”至今仍堅稱自己是在法律範圍內運作。調查期間西蒙斯還是該公司的CEO，他告訴我他並沒有特意要避免繳納公司稅，他當時主要還是在試圖出清基金投資，規避市場風險。談及公司的會計避稅策略，他表示：
這是一種止損的手段，非常奏效，而且給了我們很大的杠杆空間。當我聽到[利用不道德手段避稅]這樣的說法時，我說：“好吧，也許是這樣的，但那並非我所關心的。”
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俄勒岡州民主黨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在一封電郵回函中可不這麼認為：
法律在這方面的規定白紙黑字一清二楚。文藝復興科技濫用避稅手段，並從中牟利數十億美元。
資本利得稅的糾紛目前還在仲裁階段，我問西蒙斯他的淨資產估計會受到多大影響。“一般吧，”他說。不過很快他就做了補充：“比一般還是多一點的。我想表達的意思是，這會對我造成影響。“
南加州大學的法學教授兼稅收政策專家愛德華·麥卡弗裏（Edward
McCaffery）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像西蒙斯，比爾·蓋茲和巴菲特這樣的民主黨人，最終可能會把他們的全部或大部分財富捐給他們選擇的慈善機構，但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仍然享受著巨大的特權，而所承擔的賦稅卻很少。他們的慈善事業反映了他們個人的價值觀，但並不一定會對普通納稅人有所幫助。”對80億美元資產徵收的稅金，足以讓聯邦政府建立很多所學校。
西蒙斯對自己賺到的錢的反思，遠超過他對避稅的認識：
我認為美國當下的財富分配已經過度扭曲了，我覺得如果貧富差距不是那麼離譜，情況可能會好些。
不過，這種分配不均也有它積極的一面。西蒙斯說：
我是這一切的既得利益者，但對於慈善事業和科學研究而言，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簡單，[因為手中更多的財富]我們可以去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
當初所有的科學發展都是通過慈善事業來支持的。伽利略當年就有他的金主啊。
身為出資方和科學家的雙重視角
“好了，還有誰？”西蒙斯溫和地問道。
那是今年7月的一天，熨斗研究院的科學家們正在向他陳述進度報告。在場的主要是天體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量子物理學家很快就會搬進來——他們的團隊當時才剛剛組建，團隊領導還駐紮在巴黎。展示會在一個小型會議室裏一組接一組地舉行，西蒙斯坐在位子上，不吝讚美與鼓動之詞，煙抽起來也是一根接一根。三位天文學家詳細介紹了他們最近在超新星，引力波和矮星係方面的工作。西蒙斯的問題讓他們應接不暇。“黑洞通常有磁場嗎？”（天文學家們回答他，盤踞在黑洞周圍的物質會產生磁場。）在得知天文學家們無法確認他們最複雜的模型是否準確時，西蒙斯很驚訝。解決同一個迷宮般等式的兩個計算機程序，結果卻給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答案。西蒙斯提出異議：“好吧，既然本來採用的就是同樣的物理原理，代碼在執行時也應該遵從同樣的物理定律，那它就不應該因程序而改變的呀！”雖然西蒙斯對於編程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他自己並非程序員。他用算法的邏輯形式去思考，但僅限於在白板上。
“理想狀態下確實是這樣”其中一位天文學家解釋道，“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另一位科學家進一步指出：“底層算法都在不斷地試圖簡化問題。我們永遠沒辦法解出這些基本方程式——我們只能不斷得出他們的估值。而不同的算法就會得出不同的估值。”在理想化的數學世界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西蒙斯，明顯有些懊惱。
天文學家魚貫而出，生物學家魚貫而入。來自俄羅斯的遺傳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Olga
Troyanskaya，同時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向西蒙斯稱述她開發的一套算法，可以預測特定細胞內特定突變的影響。她希望該方案最終能夠提供針對特定患者DNA進行醫學治療的可能性。隨後Troyanskaya以讓人應接不暇的速度彙報了手中列表上的其他項目。她計劃挖掘尼安德特人的DNA數據，預測他們的基因在活體上的表達形式，她所在的團隊還在開發將自閉症症狀與未編碼蛋白質的基因組聯繫起來的算法。“這就是你所做的所有事情？”西蒙斯調笑道。
接下來開口的是Dimitri Chklovskii，是西蒙斯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招募來研究神經元網絡（connectomes）的神經學家。他稱述了對意大利小蜂的神經元網絡的繪製工作，這種小蜂會寄生於其他昆蟲的蟲卵，並從中孵化。對這種簡單物種的研究，可以幫助揭示人類大腦如何進行演算的複雜問題。當聽到小蜂的故事時，西蒙斯興奮了起來。“他們一般能活多久？”他問道。當得到只有五天的答案時，西蒙斯回應道：“是啊，但能有整整五天呢。”
應用數學家Alex Barnett討論了該小組開發的用於分析神經元過程的幾個程序。最有前途的一個，MountainSort，提高了對腦電極記錄的解析能力，部分借助於自動化數據解析。該程序可以告訴你，在一隻小白鼠移動之前，它究竟是在考慮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程序中使用的算法，也許可以幫助解析大腦究竟是如何控制行為的。熨斗研究院已經將該程序免費提供給其他實驗室。當西蒙斯聽說MountainSort被重要研究小組採納時，他笑了，“這真是太好了。”（得克薩斯大學神經工程係的Chong Xie，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MountainSort是“迄今為止我們測試過的最好的波形分類工具”，數據分析的速度提高達百倍）
熨斗研究院組織陳述的一大意義，就是盡快推進併發佈諸如MountainSort這樣的編程項目。論文完成數同樣在迅速增加：熨斗研究院的科學家們目前已撰寫或合著了超過280篇科學論文。“他們可是相當忙碌的一群人！”西蒙斯在電子郵件中如是說。（該研究院的91名研究人員中，20名是女性；9名小組領導人中，有7名是男性。）
瑪麗蓮告訴我，她的丈夫就是一個“信息處理器”，並稱“不管是什麼，他都來者不拒。”西蒙斯坦陳，比起生物學他更傾向於討論天文學，起碼天文學家的稱述於他而言更容易理解與消化，但他似乎在兩個領域都能自如地進行深入討論。很顯然，西蒙斯對應用面的偏好遠超理論，而那些看似過分細致的交流則讓他最為興奮。他和天文學家可以就如何設計一個可以用最少的代碼來繪製十億顆恒星軌道的軟體促膝長談。對計算機語言效率的討論最後引向了對夏威夷語言的探究，因為當地語言所使用的字母比英語要少得多。
根據西蒙斯的說法，他的治理方略就是聘用出類拔萃的，極富動力的人，然後放手讓他們去做，“科學家不喜歡被命令做這個做那個。”不過他的角色似乎更接近報紙總編或體育教練的角色，通過說服、鼓動甚至哄騙自己的隊伍，以求更好的成果。西蒙斯窮盡其職業生涯磨練出一套特定的“算法”：如何用既讓人感到愉快又能激勵創造性的方式管理一群才華橫溢的研究者：
我喜歡招人，我的管理風格一向以發現優秀人才，並讓他們“帶球”奔跑見長。
在“文藝復興”他會調試和完善不計其數的交易算法，而在熨斗研究院，他有時也會提出實質性的建議。Olga Troyanskaya剛研究基因和孤獨症症狀之間的關聯時，西蒙斯提出了對她正在開發的算法做出一項調整，以幫助它更高效地繪製信息，而且最終奏效了。Troyanskaya提出要把他列為論文的聯席作者，但是西蒙斯更喜歡待在燈火闌珊處。他禮貌地回絕了邀請。
一個“算法帝國”的誕生
對於西蒙斯來說，創意和金錢總是交織在一起的。他的堂兄弟Richard
Lourie，一位作家，向我講述了一則他們祖父的軼事。他們的祖父經營一家鞋廠；沒到發薪的日子，祖父就會讓這兩個男孩一人抱起一摞“齊頭高”的鈔票，“我們總是對這一天充滿期待！”不過有時西蒙斯會變得非常孤僻，Lourie甚至擔心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只會跟旁人說，‘我在思考。’”1955年，時年17歲的西蒙斯被麻省理工學院（MIT）錄取，在那裏他愛上了數學。23歲時，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離開校園後，西蒙斯很快在聯邦政府資助下的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I.D.A.）就職，該所位於普林斯頓，而他加入的密碼學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西蒙斯說：
我們在那裏的工作就是破譯其他國家的密碼，然後設計改進我們自己的密碼。我很幸運，能在那裏全身心鑽研數學問題，每當我設計出一套算法並把它放到電腦上跑測試時，我都非常開心。我沒辦法靠寫程序謀生，但我當時確實解決了一項該領域懸而未決的難題。（西蒙斯並沒有給出更多細節，因為該項目至今仍處於保密狀態）
1968年，因為向新聞周刊的記者透露了他反對越南戰爭的立場，並表示在越戰結束之前，他將隻研究個人項目表示抗議後，30歲的西蒙斯被I.D.A.解雇。離任後，西蒙斯被任命為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數學係主任。他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期間，恰逢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希望將該校建成“東岸伯克利”。在西蒙斯的領導下，該校數學係逐漸擴大，並享譽學界。與西蒙斯合作的數學家托尼·菲利普斯（Tony Phillips）回憶說：“當時他就已經在圈內處於主導地位，而且非常善於製造儀式感與激發合作動力。”正是在石溪分校期間，西蒙斯因其在多維形狀與表面領域的研究奪得凡勃倫獎 (Veblen Prize，數學界的頂尖榮譽之一），並和陳省身合作創立了陳-西蒙斯規範定理。“是的，我是一個很棒的數學家”，回憶起這段往事西蒙斯非常自豪，“我並算不上世界上最偉大的數學家，但我還是很棒的。”
一直以來，西蒙斯也都在思考如何致富。在伯克利時，他曾購買過大豆期貨，然後親自到舊金山的交易所去看他們如何交易。（“當時價格一時間漲了很多！”他告訴我，“然後又跌了回去。”）在70年代末剛奪得凡勃倫獎後不久，西蒙斯在石溪分校附近的辦公園區創辦了一家小型投資公司。當時他在單純形（simplexes，通俗而言就是給定維度當中擁有最少頂點的集合體）的研究中受阻，他想暫停研究換換思路。他嚐試過外匯交易，然後是商品交易，但這段經歷並沒能讓他樂在其中；這樣的操盤交易和在“濕”實驗室工作沒什麼兩樣，“當時只是基礎交易，毫無章法，苦不堪言。”他覺得在市場上一定可以用更符合統計學的方式賺到錢。
我把K線圖扒出來對他們做數理分析，圖形看起來很隨意，但在我眼中他們並非完全隨機。我覺得這些數據當中一定有某些特徵，可以用於交易。
西蒙斯聘請了他在I.D.A.結識的另一位數學家，開始創建預測貨幣匯率方向的模型；這就是西蒙斯笑稱“瘋狂的對沖基金”日後聲名遠揚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開端。西蒙斯四處招兵買馬，但他找來的都是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卻沒有一位金融人士。他還在電腦硬件設備和保障後台運行的技術團隊上投入重金。
如果要分析大量的數據，首先要確保的就是數據的‘潔淨’。假設現在有一組股票的價格變動：31¼，62½；等一下，股票價格在一天內不可能翻倍，所以數據有誤！要從數據中去除bug有各式各樣的辦法，而且都很重要，因為一個bug就可以讓你前功盡棄。
西蒙斯鼓勵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和辯論。“‘文藝復興’的一切都源於合作，絕大部分時間團隊成員都在彼此溝通，公司有著非常開放的氛圍。”前同事都認可西蒙斯出類拔萃的管理能力。他明白科學家的所想所好，經常組織一些稀奇古怪的團建活動：有一回文藝復興員工要比賽誰能在既定路線上把自行車騎得更慢，而不會失去平衡摔倒。
文藝復興的業績可說是史無前例。彭博市場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讚譽該公司的標誌性產品獎章基金 (the Medallion Fund) “也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賺錢機器”，過去近三十年中，它的費前年化收益率達到80%。文藝復興旗下其他規模更大的基金表現相對差一點。西蒙斯表示，這與基金資金規模有關：資金量太大意味著交易速度會受到制約，而交易時間一旦拉長，算法的用處就不是那麼明顯了。“這就跟天氣一樣——時間點越近，確定性就越高。”
西蒙斯40多歲跨過了百萬美元門檻，60多歲時賺到了十億美元，“賺錢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情”。71歲時西蒙斯宣布退休，把基金交給兩位他1993年招來的語音識別專家彼得·布朗 (Peter Brown) 和羅伯特·默瑟 (Robert Mercer) 掌管。在聊到這一決定時，西蒙斯表示“語言是非常有預見性的”，期待布朗和默瑟可以把他們的技能運用到資本市場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現任“文藝復興”CEO的布朗說：
吉姆[西蒙斯]的天才之處，在於對量化交易所蘊藏的可能性認識遠遠領先於時代，為公司儲備了大量優秀的科學家，並投入資源創造環境提供動力，激勵他們大膽創新。他所扮演的角色為公司定下了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不插手技術的開發研究。
西蒙斯沒有預料到的一件事，是默瑟會成為美國政治中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持極右保守立場的默瑟豪擲兩千多萬美元，全力支持當時還是候選人的唐納德·川普。在另類右派 (alt-right) 運動背後，默瑟可能是最大的捐助者，向史蒂夫·班農 (Steve Bannon) 運營的爭議性網站Breitbart提供了數百萬美元資金。西蒙斯表示默瑟在政治立場上的轉變令他非常驚訝，“我已經跟他談過幾次了，但他[的政治立場]跟我很不一樣，我並不能改變他。”不過西蒙斯還是補充道：“我欣賞他。”
今年10月，西蒙斯作為“文藝復興”董事會的非執行董事長，對默瑟表示希望他主動辭去在公司的管理職位，而默瑟照做了。西蒙斯當時表示，這個決定是出於現實考量，而非政治排斥。默瑟在外的惡名“對公司士氣而言百害而無一利，我們最優秀的員工中有人剛和我提出辭職，而另一位似乎也在做類似的考量。”西蒙斯最近與公司上下的員工又交流了一番，得到了他想要的反饋：士氣有所改善。“我想我做對了。”西蒙斯如是說。
西蒙斯本人也在2016年大選中貢獻了2600萬美元，不過是投給自由主義事業的。西蒙斯自始至終都是一位堅定的民主黨員，因為該黨對窮人的關注。他並不認為盡最大程度合理避稅和支持一個想要他這樣的富人多交稅的政黨之間有什麼矛盾，“我很高興能成為富人中的一員，但我覺得政府應該做的是幫助普通百姓得到他們想要的生活。”雖然他在數學方面造詣很高，但近幾十年來美國富人愈富鯨吞大量財富的方式作為擅長仍令他感到迷惑。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貧富分化。我不是一個經濟學家，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我能感覺到這樣的失衡是不對的。
在經過一定時間的思考之後，他對我表示支持對目前最高一級收入區間的稅率進行上調。我幾乎能猜到剛剛他腦海裏盤算自身淨值的全過程。他說：
[最高一級稅率]從40%上升到50%不會造成一場社會悲劇，不過要取決於政府如何花這筆錢了
雖然西蒙斯看似已經下定決心把他的大部分財富都捐出去，但他在自身奢侈的消費上並不避諱。他有一套4800萬美元的公寓，俯瞰整個中央公園，還擁有一架6500萬美元的私人噴氣機，當他不使用時還可以租給別人（機上允許吸煙）。另外他還有一艘二百二十英尺長的遊艇，名叫“阿基米德”，有時會載著他的數學家老朋友們出外遠遊。西蒙斯最近帶著石溪分校的兩位老同事Jeff Cheeger和Tony
Phillips去法屬波利尼西亞遊弋。Phillips回憶這段經歷時笑道：“Jeff老是在盤算龐特裏亞金理論課的事情，反覆不停地想要重提這個話題，真是不勝其擾。”西蒙斯表示，在坐遊艇出遊時他本人也做了很多思考，“有一次在船上我還論證了一個很不錯的定理。”
從算法中賺來的錢，回到科學研究中去
20世紀90年代，吉姆和瑪麗蓮·西蒙斯設立了西蒙斯基金會，成為慈善捐助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資助了石溪分校的一個數學中心，又在伯克利建立了計算機科學中心。基金會還為自閉症研究、試圖尋找宇宙大爆炸證據引力波的智利巨型射電望遠鏡等等許多項目提供了資金，總價值達25億美元。但是西蒙斯在這些項目中的角色是相當有限的，當他從“文藝復興”退休時，他發現自己得花大部分時間來管理他的慈善資產和評估資金申請。在此期間，他的親人感覺到他不那麼開心。“他喜歡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瑪麗蓮說。他的堂兄弟Lourie告訴我：“他總說手頭有很多項目，但沒有一個項目是他真正中意的。”
西蒙斯自述他當時已經很滿足了，並不需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但他確實想提高基金會在科學界的影響力。2012年，他和瑪麗蓮在紐約州北部的巴特米爾克瀑布酒店召開了非正式會議；與會者要向基金會提交合作性目標導向型的研究項目，而且這些項目此前不能有其他的資助來源。這是西蒙斯慣用的一種技巧：聽取消息靈通者的建議，然後通過自己的直覺做出決定。“在科學上的品味非常重要，”西蒙斯強調，“能夠區分什麼是好問題，什麼是大家壓根不會關心答案的問題，這就是品位。我覺得我算是有很好的品味了。”
西蒙斯作為知識分子的聲譽，確保他的會上都是世界頂尖的科學頭腦。“在我們眼裏他並不是‘那個億萬富翁’，”Cheeger如是說，“他在數學界本來就是個傳奇人物。”主持會議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加州理工學院前校長大衛·巴爾的摩 (David Baltimore)。著名遺傳學家Eric Lander，和許多物理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天文學家一道出席了會議。
對於一些與會者來說，這次聚會提供了一個機會，將野心勃勃的新項目展示給一位潛在的金主。這同樣可以視作是科學界的一次“追根溯源”；在二戰爆發前的幾年裏，像曼哈頓的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eller University) 和由班貝格百貨公司 (Bamberger’s department store) 繼承人資助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這樣的私立機構一度非常興盛。但到了50年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和其他政府組織卻成了美國絕大多數科學研究經費的來源。半個世紀以來，政府一直都是主要的科研出資者，但經過世紀之交，聯邦科研經費逐漸減少，以矽谷億萬富豪為代表的慈善事業正捲土重來。2015年，私人資金（包括企業捐款）自二戰以來首次在基礎科學研究中成為主要資金來源。
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資助機構，往往傾向於為增量研究 (incremental
research) 提供資金。有著持續成就記錄的科研者會更受待見；具有博士學位並首次從國立衛生研究院獲得經費的科學家平均年齡是43歲。而風險較大的創見性項目通常會被政府機構所避免。在西蒙斯的私人聚會上，與會者則被鼓勵提出那些並不會“立竿見影”的項目。巴爾的摩提出進一步探索免疫系統工程的可能性；天文學家建議調查暗物質構成的宇宙；一位古生代學家提出了一個通過時間映射人類基因組進化過程的想法。
一位出席會議的學者，杜克大學數學教授Ingrid Daubechies，甚至計算了西蒙斯可能會覺得什麼類型的項目最吸引人。她知曉西蒙斯的發家之路，也知道科學界產生的數據量已經是天文數字。Daubechies在會議上建議，也許基金會不應該資助全新的研究，而應竭力提供更好的工具機制以幫助科學家去理解目前已有的大量研究數據。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可以幫助“人們找到有趣的數據集並建設比現在好得多的分析架構，而又不會過於複雜以至於無法理解”。
西蒙斯自己也清楚，科學家們正在被數據淹沒。像光遺傳學這樣的新技術，利用光來激活活體組織中的細胞，會生成大量關於人腦的信息。紅外成像，引力波探測裝置和射電望遠鏡同樣會源源不斷地從宇宙中收集大量的數據流。研究人員經常在一次實驗中獲得數百TB的數據。Daubechies表示，儘管在數據搜集上有這樣革命性的進展，在如何完善數據計算分析方法上我們仍投入甚少。
她的提議引起了西蒙斯的共鳴。會議結束後，西蒙斯回到紐約市反覆斟酌這個問題，“我越想越想越喜歡，而瑪麗蓮也喜歡它。”當西蒙斯選擇Daubechies的項目時，巴爾的摩並不感到驚訝。他告訴我：“我是一名生命科學家，但吉姆[西蒙斯]是一名數學家。”Daubechies曾經提出將新研發中心建在杜克大學，但西蒙斯夫婦有個不同的想法：就把中心設在位於曼哈頓的基金會總部旁邊，“這個項目為什麼不可以內部消化呢？”
打造下一個貝爾實驗室
西蒙斯希望熨斗研究院能夠擁有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 的廣闊創意氛圍。由通信巨頭貝爾創立的這個傳奇實驗室，鼎盛時期從上世紀4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80年代。研究人員在那裏肆意追逐他們的熱情與夢想，而成果則是八個諾貝爾獎和晶體管的關鍵發明。西蒙斯在I.D.A.有著同樣田園般的經歷，在那裏他花了一半時間破解密碼，另一半時間則自由發展自己的數學興趣。在創建“文藝復興”時，西蒙斯首先確保的一點是，即便有著巨大的壓力，他的公司仍然應該是一個令人愉悅鼓勵員工自發探究的工作環境，並提供頻繁的學術講座和外出團建。彼得·布朗，“文藝復興”的現任CEO回憶道：
為吉姆[西蒙斯]工作，你會有一種“我最好能產出點什麼”的緊迫感，因為與他竭力幫你排除萬難相比，你會連一條借口都找不到。
分享是“文藝復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蒙斯描述道，“在‘文藝復興’每個人都知道別人在做什麼。他們可以隨時拋出自己的見解，說‘試試看這個！’”他希望信息暢通無阻在熨斗研究院的這些團體內流動，因此在走廊、咖啡機、休息室等公共區域總是設置著很多黑板，隨時可以供研究員“坐下來閑談”，“為特定領域比如恒星分類設計更好的波形排序算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得到突破的。”今年6月的一天，我就曾路過一塊這樣的黑板，上面寫滿了天文學部門負責人大衛·斯佩格爾（David Spergel）的方程式。它所揭示的超新星爆炸驅動銀河風的形式，也同樣能夠用於闡述海洋波浪的運動形式，或者進一步聯想到細胞內部的流體運動。
今年秋天我再次訪問研究院時，在計算機螢幕上看到很多可視化信息，也正展示了研究人員數據集之間的共通點。一個生物學算法的可視化界面中顯示著蛋白質的氣球樣氨基酸，但類似的圖像也可能出現在天文學家的計算機上，描繪一組正在誕生的行星。一張優雅的風車圖，旨在映射基因突變之間的聯繫，看起來就像是在展示一組行星軌道系統。該程序允許你輸入一個基因的名字，然後會輸出所有與該基因關聯最為密切的疾病。這個採用機器學習的項目吸收了來自臨床患者和實驗室培養的一萬五千個基因樣本，未來還希望將算法擴展到數以百萬計的基因樣本。
我和一位年輕的天文學家凱瑞斯托弗·海沃德（Christopher Hayward）坐在一起，擁有哈佛畢業的博士學位。海沃德正在模擬一個關鍵的宇宙學時刻，即在宇宙大爆炸的十億年之後，各個小星係不斷凝聚組合成更大的星係。他向我展示了那一瞬間的可視化效果，其中旋轉的宇宙雲團和任何天文館當中的科普形象別無二致。然後他展示了可視化背後的複雜算法：在Linux代碼的簡單字段中夾雜著一連串難以理解的數字。海沃德告訴我，這個星係模擬在兩個月前就已開始，並還將持續兩個月，他和其他研究人員還在試圖通過這一途徑了解恒星形成與黑洞形成之間的反饋循環。海沃德說：
“熨斗研究院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可以隨時啟動新的模擬，而且系統立即就會響應。即便是在哈佛大學，通常也得排隊等候許久。”
西蒙斯告訴我，2013年在巴特米爾克瀑布酒店會議後不久，他決定組建一個小型“內部團隊”來探索“科學數據分析”的可能性。他很快找到了一個“非常有資質”領導這個團隊的人：曾在紐約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 (Courant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任所長的萊斯利·格林加德 (Leslie Greengard)。格林加德擁有一個他從未用過的醫學學位，他想去研究生物學方面的問題。可在一家數學研究所又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西蒙斯給他開出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格林加德便接受。他很快召集了一個小組，其中包括系統生物學家、基因組學家、神經科學家，以及兩位程序員Carriero和Fisk。
該小組開發了一系列軟體程序，包括MountainSort（自動檢索輸出多電極記錄的程序）和CaImAn（一種檢測神經元中鈣釋放的機器學習算法）。西蒙斯對這些成果感到非常高興，因此決定繼續拓展研究院的建設計劃。為了確保能夠獲得頂尖人才，他將研究員的薪資水平上調50%，並允許他們每周只用在研究院工作三天，以確保他們與原來任職的研究機構的關係，從這些“濕”實驗室獲取研究數據。在普林斯頓獲得終身教職（同時在普裏斯頓大學最近一次校長選舉中得票第二多）的天文學家斯佩格爾立刻在熨斗研究院建立天文學部門，並開始招募一支二十人的研究團隊。他告訴那些可能加入的人選：“你可以影響計算天體物理學的發展方向。如果你來這裏的話，你將站在學界的最前沿。”他對博士後候選人發出的十二份聘書中，有八位接受了，“我們那時甚至連一個官方網頁都沒有！”
在其開張的“第一把火”中，天文學團隊使用高性能的統計分析來挑戰現有的宇宙模型；在對銀河係恒星測繪數據的分析中，他們發現了數量驚人的雙子星。該團隊的這一發現表明，與天文學界普遍的觀點相反，暗物質並非主要由黑洞構成，因為若這些黑洞確實存在，巨大引力將迫使這些雙星分離。
當西蒙斯需要找到量子物理學領域的團隊領導者時，他採取了類似電影《十一羅漢》的手法。他就量子物理問題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並緊密觀察與會者。其中一位是西蒙斯幾年前曾有一面之交的法國物理學家，其表現尤其令他震驚。西蒙斯描述當時的情形：“當他張嘴說話的時候，每個人都鴉雀無聲，閉嘴聽他要說什麼，我對此印象非常深刻。”這個人是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安東尼·喬治 (Antoine Georges)。當得知喬治目前主導的一個項目是對超導材料的性質研究之後，西蒙斯更加興奮了。科學界早就夢想創造一種在室溫下正常工作的超導體。這雖然聽起來可能不像是一個計算問題，但它實質上是的。分析材料，特別是合成材料的電子特性，“可能需要非常複雜的算法和大量的算力”。如果可以實現這一突破，工程學上的許多制約因素就會消失：電力的傳導可以做到零損耗，磁懸浮列車的成本也將大大降低，變成隨處可見的通勤工具。西蒙斯直言，“這一研究的突破及應用將價值數萬億美元。”
西蒙斯喜歡說，熨斗研究院是在“無償奉獻一切”，但這種說法似乎有點模棱兩可，就像一個酒鬼試圖拒絕一杯酒。“不，我們不是為了錢… 好吧，能有財務回報的話也不壞。但是，不，我們不是為了錢。”西蒙斯承認常溫超導性的研究對他產生了誘惑。“如果你對材料有足夠的了解，就可能解決這一難題，同時為這個基金會賺很多錢。”從喬治的角度來說，他似乎擔心西蒙斯過於專注於這樣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我絕對不會這種超導性研究輕易做出承諾。”喬治解釋道，如果他的研究能夠幫助科學家創造出一個性能更好的磁鐵，他當然也會非常高興。在同意移居美國之前，他要求西蒙斯對計算科學作出明確的承諾。西蒙斯推動基金董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保證至少為熨斗研究院提供五十年資金。喬治這才接受了西蒙斯的聘書。
熨斗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不必教書講課，也不需要申請經費，而這兩項恰恰會消耗大部分學者的時間。幾乎所有研究院的高級雇員都來自大學，而這些大學大部分都在紐約附近，引起了一些不滿情緒。斯佩格爾說：“人們以為我們坐擁如此多的資源，妄圖稱霸整個世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競爭對手向斯佩格爾抱怨熨斗研究院是“一隻1000磅的大猩猩”，並稱他最近試圖招募的人選，幾乎人人都有“你們發出的聘書”。另一位研究員指出，儘管計算科學非常強大，它依然依賴於熨斗研究院所不資助的實驗科學。這位研究員在電子郵件中指出：
計算預測的結果好壞，至多也只能和已經生成的實驗數據質量一樣好。（我是這麼認為的！）
西蒙斯願意比最精英的學術機構投入更多的錢，讓很多人感到不安。負責運營波士頓學院法學院慈善和公益事業論壇的雷·馬多夫 (Ray Madoff) 說，
這證實了很多人的質疑，即富人總是按照自己製訂的規則行事。有錢人為所欲為，而我們只能眼睜睜在他們的世界裏做個過客。
不久之前，私人基金會還只能通過國會法案來設立，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機構對民主制度有害。1913年，國會拒絕了石油大亨約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建立基金會的請求；他不得不去紐約州立法機關辦理州執照。
Uros Seljak，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天文和物理係主任警告說，私人基金會可能會反覆無常。
是的，他們當然有很多錢，他們可以投入很多錢，但他們也隨時可以撤資，把錢投在別的地方。
湯姆·伊塞爾（Tom Insel）領導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已逾十年，則表達了另一種的擔憂，
我擔心吉姆·西蒙斯的慷慨將使我們其他人坐享其成。我們是否會因此覺得科學可以作為一種私人行為得到資助，卻把我們用納稅人的錢來換取科學進步的承諾拋到了腦後？我們是否會因此忘記科學研究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成本？
西蒙斯基金會已經將數億美元的資金投入自閉症研究，僅今年就投入了7500萬美元。西蒙斯家族有一名成員正飽受自閉症之苦，這並非巧合。儘管自閉症研究同樣非常重要，但誰又能保證這數百萬美元投入在另一種病症的研究上不會更好？要是另一種病症更接近實質性突破，或是能幫助更多的病人減輕痛苦甚至徹底治愈呢？西蒙斯並不這麼想；他相信自己對科學的品味，“我們真的改變了醫療研究領域的面貌”。西蒙斯指出，他所資助的一些研究項目“已經通過運用數學方法，尋找以前從未見過的新基因”。
今年秋天的一個下午，研究院三大部門的負責人與西蒙斯一道，坐在他辦公室附近的一張會議桌旁。討論中所有的參與者都是戴著眼鏡的禿頭男人，交談短促輕快，談笑間蘊含著巨大的信息量，形容“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不能更貼切了。西蒙斯看起來興致勃勃：他好像再次回到了石溪分校或“文藝復興”的年輕時光。
這些人聚在一起，正在討論增設第四大部門的問題。西蒙斯希望他的“左膀右臂”們暢所欲言。斯佩格爾建議進軍計算流行病學 (computational epidemiology) 和公共健康領域。但格林加德問道，這個領域真的是“Flatiron-ready”（譯者按：指行業內儲備大量可供機器學習和算法分析的數據）的嗎？ 斯佩格爾則反駁道，這恰恰是一個“少數聰明人就可以產生深遠影響”的領域。西蒙斯打圓場道，如果找不到一個業內有聲望的人來“撮合”這方面話題的高端研討會的話，他們目前應該暫時放棄這條路。
第二種可能性是計算神經科學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紐約大學的傑出研究人員已經預定今年冬天到研究院進行路演，但西蒙斯仍心存懷疑。“神經科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領域，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在這個領域做出什麼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大腦如何運作’與‘宇宙如何形成’一樣，是一個亙古難題。”於是這條路也被擱置到一邊。
接下來是地球科學 (geosciences)。西蒙斯興奮了起來。他對這個領域亟需解決的複雜問題很感興趣。熨斗研究院可以通過召開研討會，對這個領域的發展現狀“摸底”，領域中還包括大氣科學和海洋科學，這樣就可以與當下為社會關注的氣候變化研究聯繫起來。西蒙斯表示，“我的猜測是在這個領域存在做出成績的空間。”其他幾位主管警告說，已經有數千名研究人員在研究氣候變化問題了。西蒙斯還是堅持己見：“好吧，但再加上一個真正懂得大氣科學的人，也百利而無一害嘛。”其他人表示讚同。西蒙斯很高興，但對於最後大家都聽他的似乎並不意外。撇開平常的親和力不談，他手中確實握著具有決定性的一票。
11月3日，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位“生物地球學家”約翰·格羅青格 (John
Grotzinger) 來到紐約，與西蒙斯夫婦、三位主管中的兩位、兩位技術主管等人討論交流。他評論了學術界在建造新望遠鏡方面的困難。“這不僅僅是加州理工的問題，”他說，“每個人都面對這樣的困難。”
西蒙斯提到他在智利資助建造的望遠鏡；這個項目將花掉他將近四千萬美元。西蒙斯說，“我們將在阿塔卡馬沙漠裏建造一個大天文台，它將會非常漂亮。在那裏我們可以對宇宙微波背景進行研究。”
“哇！”格羅青格不禁讚歎。
格羅青格並非來此求職；他是來為熨斗研究院提供谘詢的。他深入淺出地向整個團隊闡述了構建氣候模型的諸多挑戰。 其中很多問題對於熨斗團隊來說已經非常熟悉。格羅青格解釋道：“大部分數據實際上被忽略了。”而且目前學界有存在如何合作的問題。他自己是歷史氣候變化方面的專家，具體而言是研究什麼導致了二疊紀大滅絕，當時幾乎所有物種都遭遇了滅頂之災。為了正確評估這場災難，必須了解岩石記錄和海洋的構成，但“地質學家壓根沒有與海洋學家坐在一起跨界交流的記錄”。目前為止他工作中最大的合作突破，來自於和海洋學家一起吃了頓午飯，而這樣的機遇也是可遇不可求。在格羅青格看來，氣候模擬本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學術界的結構性分歧令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
他們跌跌撞撞也許能在未來五十年內摸索出解決方案。但如果你能把所有東西都彙總到一起，我想這可能會帶來重大的突破。
西蒙斯和他的團隊表現出濃厚興趣。這個領域看起來似乎是“Flatiron-ready”的。科學家問格羅青格，研究這樣一個問題的團隊大概需要多少研究員、多少算力可以組建起來。格羅青格預計這個部門至少需要五十名研究人員，才能真正有效地實施研究。
“我覺得還得再加上一些程序員。”西蒙斯插話道。
會議結束後，西蒙斯表示希望在明年9月之前建立第四大部門。我不禁問他：為什麼到那裏就停止呢？為什麼不建八個部門？為什麼不建一個西蒙斯大學？畢竟他有的是錢啊。但西蒙斯堅持認為，如果他想要一流的成果和協作的氛圍，他自己只能忙得過來四個部門。他補充道，他得通過自己的“指點”管理這一切，目前而言這是必須的。
西蒙斯明白，不管他設立的研究院結構如何，最終都得在沒有他的監督的情況下運作良好。基金會已經為研究院的大樓上簽下了長達35年的租約，條款中還可以再續簽15年。只要稅法沒有發生什麼戲劇性的變化，西蒙斯的財富足以讓熨斗研究院永久性地開下去。但他同時也意識到，人類不是機器：
我當然希望這能夠延續百年，但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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